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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而且沈同学还喜欢搞门门派派，给别的诗人打棍子、戴帽子、搞文字锦衣卫，动不动骂人“学院派”、“技巧派”、“形式主义派”、这派那派。这就更令人讨厌了。我觉得这是沈浩波最讨厌的地方：把人们对诗歌本身的关注，引向了对诗歌门派的关注。这对于诗人来说，是最不可饶恕的。毛主席自己不爱学习，所以就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沈浩波自己没有文字游戏的才华，就说修辞越多越反动。其实修辞之于诗歌，就像辅助线之于平面几何，是柳暗花明的关键。没有修辞的诗歌，走到极端，就是赵丽华的诗歌。事实上，如果去读沈浩波的诗歌，凡是还有点火花可言的地方，也就是修辞出没的地方。

当然，也不是辅助线加得越多，一道几何题就越容易破解，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就懒得罗嗦了。

本来，赵丽华写完全没有修辞的诗歌，作为一种诗歌试验，无可厚非。我其实根本不欣赏大家对她群起而攻之。中国值得群起而攻之的人太多了，根本轮不到她。可气的是沈浩波这种人，非要说你们欣赏不了这种诗歌或者他的下半身诗歌，是因为你们太蠢。这就有点耍赖的感觉了，你明明端了一个空盘子出来，还要别人做吃的“津津有味”状，如果不做津津有味状，就说你味觉有问题。据说，诗人的空洞，是一种有哲学功底的空洞，一种有深度的空洞，不同于普通网民的空洞，你们学不会的，就别努力了。

靠，你负责空洞，我负责挖掘其中的哲学深度，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吗我说。咱俩换换位置怎么样？

再说了，下半身诗人不是最讨厌“哲学深度”这种提法吗？“哲学深度”这种东西，不是“学院派”货色的玩意儿吗？怎么下半身一急，就急成上半身了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沈同学似乎爱以“民间派诗人”自居，结果“网民”的表现，直接把他从“民间派”打成了“自作多情派”。当然，也可以说，网民不代表民间，不知道街上的菜农、民工、流氓地痞算不算民间，要不让他们读读沈浩波的诗？估计等群众的唾沫汹涌而来的时候，沈又会从“自作多情派”变成“找死派”了。

当然，我不觉得菜农、民工、流氓地痞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就像我不觉得教授、文学批评家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一样。我觉得扛着“民间”的大旗狐假虎威的做法，实在没有必要。任贤齐说了，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其实学院派也好，民间派也好，作为诗人，大家都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搞什么派系斗争。不如大家一起长途跋涉，回到文字本身。至于群众接不接受，网民接不接受，倒是次要的事。我想象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文字的奥妙，与世界达成和解。不一定是那种“被接受”的和解，而是那种“接受不被接受”的和解。

说实话，写诗是人权之一，便是没有才华的人，也还是有写诗的权利。就算是没有才华的人，如果对语言的魔术抱有一种探索之心，也还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沈浩波的这种说法，一个时代无论如何堕落，不能堕落到没有诗人。就是说，一个时代无论如何狂妄，不能在美的可能性面前失去谦卑。但是，这不等于说，只要是诗，就是好诗。只要是以写诗为爱好的人，就是时代的先锋。诗坛，正如其它任何“坛”，肯定也是良莠不分，肯定也有投机分子。因为写诗这个行为本身，划分出一个精神特权阶层，让群众夹道欢迎，我觉得，这个要求比较过分，跟“出身论”、“血统论”异曲同工。至于把诗歌写得一文不值还要命令整个社会对它顶礼膜拜的人，我看，不但不能拯救一个时代的堕落，其实是在恶化它。

周末读物　暂缺

他人的生活　　　在不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正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

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15镑饭钱之后，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人失望啊，这8D英镑本来可以用来买30盒鸡蛋或两顿火锅或一条连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没有让人失望。

看到一半时，还有点失望。Mitya义正词严地讥讽Sergei时，我又看到了那种熟悉的“正义者谴责堕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该剧下半场打了个急转弯，整个故事立体了起来。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苏联。将军Sergei和他的年轻妻子Marousia，以及Maronsia的众亲友，到湖边度假。快乐的假日被一个突然的来访者打断：Mitya，Marousla的旧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后突然造访。他指责Marousia背叛爱情，卖身求荣投靠了将军，Marousia则指责他当年不辞而别。一个丑陋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当年Mitya不辞而别是Sergei暗下的命令，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将他派往巴黎做特务，Mitya为了“回到故乡的机会”而接受了任务，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务吗？　Sergei质问他：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出卖朋友，做秘密警察，双手沾满了鲜血，你才是卖身求荣的刽子手。最后一个更丑陋的事实浮现出来：N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如果说该剧有个中心思想的话，它可以用这段对话采概括：

Mitya：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不存在所谓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就是说，不是，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邪恶，不是，或不仅仅是，克格勃的淫威，不是，或不仅仅是，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造就了大清洗的恐怖，是每个人当时作出的选择。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是成千上万人的合作，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也就是说，Mitya不是无辜的，因为12年的浸染已经使他成了制度本身；Sergei也不是无辜的，因为他曾是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当Marousia的家人追忆“解放前”的美好对光时，Sergei问：如果你们真觉得过去的时光很美好，当初你们为什么不为之战斗呢？你曾经有机会选择。

“你曾经有机会选择”，道出自由主义的要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正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一个自由制度就像一条公路，没有无数清洁工修路工持之以恒的清扫修补，它将很快在风吹日晒中退化为荒野。也正是因此，一个“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个人”。人类通过极权主义逃避自由的冲动也由此可以理解，因为自由意味着责任，因为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看这个话剧，不能不想起中国曾经的政治运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伤痕文学”层出不穷。上至右派，下至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自称牺牲品。Burnt　by　the　Sun却告诉我们：如果你曾在“前17年”颐指气使，那么你在“文革”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在大跃进中强迫农民交出口粮，那么你在“四清”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在土改中暴力剥夺他人财产，那么像在公社化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家口粮被抢走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这委员那职务，那么你被打成右派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在这一切运动中保持沉默，那么当你被卷入政治机器中血肉横飞时，你要知道，不是别人，你，你自己，是你的掘墓人。

当然，今天去苛责历史人物也许太奢侈。在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之间的选择，也许根本就不是自由。所谓残酷，就在于它让个体在这种“不可能”和那种“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也许任何时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变成“不可能”之前，及时地说不。

学习焦虑

我订了一份杂志，叫《Economist》，已经订了两年了。但是仔细想起来，除了坐地铁的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看这份杂志。为什么要订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件事至少从形式上缓解了我的“学习焦虑”。

我承认，我有学习焦虑。

据说这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了，而我，对村里谁跟谁又打架了，谁家玉米种得最好，谁家失火了一无所知，能不焦虑吗我。

又据说我们生活的时代“知识爆炸”，这就注定了我的“学习焦虑”还将是不治之症。刚学习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最近的和平协议，它们又打起来了。刚知道津巴布韦是非洲经济典范，那里通货膨胀率又达到1000％了。这边刚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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