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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1页）

一位对于交强险提出质疑的律师算了一笔账：当时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48亿辆，按保守数字1亿计算，只要投保率达到80％，每年交强险的保费收入就能达到800亿元。而根据公安部公布的交通事故统计，赔付额最高每年也只有177亿元左右。余下的620多亿元，扣除税金、管理费、手续费（合计不会超过200亿元）后，还会有400多亿元的结余。

由此，交强险一年暴利400亿元的结论出炉。

6月1日，刘家辉到法院立案，当场就被告知不予以受理，理由是保监会所做的关于交强险费率和保险条款的审批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不过，刘家辉没有放弃。

6月11日，刘家辉再将一纸诉状提交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她代理156位机动车投保人，依据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向保监会提出交强险听证申请，要求法院判保监会重新作出交强险行政许可听证的答复。

之后，极短的时间里，委托刘家辉律师向法院提出诉讼的车主逐渐增加到900余名，最终的人数上升至1055，并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

交强险暴利争议显然超出业内最坏的估计。以至于当时专心在上海攻读博士的原天平保险总裁谢跃匆匆赶往北京，帮助保险行业协会救火，成为保险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所谓“交强险新闻发言人”。

市场的质疑，并不为保险专业人士所认可，甚至激发一片喊冤之声。

首先“无责财产赔偿”并非保险行业意愿，而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简称“道交法”）之要求。

对于400亿的暴利，保险行业更比窦娥还冤。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的孟生旺教授分析认为，律师们的算法，一方面高估了交强险的保费收入，另外一方面低估了交强险的赔款支出。

首先，“投保车辆数≠实际的车辆数”。

以交强险实施之前，2005年全行业车险承保数量计算，机动车投保率为34％、汽车为73％、摩托车为27％、其他车辆不到5％，大量机动车处于非投保状态。

不仅是保费收入，孟生旺认为，还要考虑事故发生到赔款支出之间的时间延迟。他认为：“大约三个业务年度后（2009年7月）才能对当前费率的合理性作出比较准确评价。”

上海提供了一个样本。

2005年4月1日，上海市开始施行地方强制三责险，施行无过错赔偿原则。根据上海保监局的数据，截至2007年4月30日，上海地方强制三责险业务保费收入186353。55万元，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799。68万元，已赚保费183553。87万元，赔款142585。45万元，其中未决赔款17149。49万元。在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已发生未报告准备金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满期赔付率达到77。68％。

上海保险局认为：“如果再扣除手续费、营业税及各项附加，以及保险保障基金等合理的经营费用，上海市地方强制三责险实际是亏损经营。”

这一年11月30日，保监会发布了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出具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全国交强险业务承保各类机动车5755万辆，保费收入507亿元。截至2007年6月30日，已经终止保险责任的保费227亿元，尚未终止保险责任的保费280亿元。交强险赔款支出139亿元，各类经营费用141亿元，投资收益14亿元。

其结论是，从2006年7月到2007年6月，交强险首年财务报告汇总出现账面亏损39亿元。

不过，这份报告被极端地批评称为“一本糊涂账”。为什么保险公司的经营费用如此之高，居然超过了赔额？保险公司是不是将其他商业保险的经营费用摊到了交强险里？

12月3日下午，保监会在网上发布了召开交强险听证会的消息。

第二天，刘家辉给保监会发件要求代表1055名车主参加听证会。不过，保监会认为刘家辉只能代表自己去参加。而保监会采用从报名者中抽签的方式来产生代表，谁能保证刘家辉有如此幸运呢？

这急煞了刘家辉。

“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1055名车主发邮件，这样即使我没有被抽中，但是被抽中的人可以委托我去参加。”

“当时我也不知道邮箱有限制，在发了300多封信之后，我的第一个邮箱宣布瘫痪。我就换了另外一个邮箱，又瘫痪了。”

幸而一位中签的代表将参加听证会的权利委托给刘家辉，她得以进入现场。

2007年12月14日，14时30分，北京会议中心，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召开，这是中国金融行业第一次全国性的听证会。来自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8名代表及22名听证代表和15名旁听代表，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调整方案》发表意见。

听证会气氛很是激烈，代表们的意见也集中在“保费过高、保障过低”，无责赔偿等问题上。不过，几乎所有代表都赞同降低保费、提高保额的做法。根据新方案，家庭自用汽车的费率将由目前的1050元保最高限额6万元，调整至950元保最高限额12万元。

【注释】

（1）唐君燕：《新华闻之争：幕后推手人保金控路径曝光》，《经济观察报》2007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