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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在梁山战斗中，八路军曾俘虏了２４名日伪军，其中有６名日军士兵也随１１５师下了湖，由保卫部看管。一天早晨，这６名日本兵乘看管人员不注意而逃跑，被捉回来３人，淹死１人，失踪２人。失踪者一旦跑进日军的据点，日军必将下湖进行“扫荡”，于是，１１５师的两位领导决定，马上撤离东平湖。

最后，尾高龟藏的这次报复性“扫荡”，没有任何战果。９月１７日，罗荣桓在致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电报中指出：“鲁西从２月到现在，敌每天以汽车、坦克、步骑兵共约２０００余人，轮流向我进击。梁山水泊及郓（城）、巨野、菏泽、鄄城地区始终为（八路军）控制。”１１５师这次反“扫荡”的胜利，为八路军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第八章　祸起萧墙

第八章　祸起萧墙

１９３８年秋，１１５师在经营鲁西的同时，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沂河以西、蒙山以南地区。它北靠沂蒙山区，南接徐（州）海（州）平原，是华中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在徐海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控制它可以威胁津浦、陇海两条成十字交叉的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无穴来风

１９３８年，日本侵略军已控制铁路，侵占了鲁南的所有县城，对鲁南山区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在层峦叠嶂的山区中，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和封建地主武装等犬牙交错，各霸一方。

在鲁南也有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叫“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是郭子化、张光中和何一萍等人创建起来的。

郭子化是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１９３７年他赴延安参加党的苏区和白区会议回来后便酝酿建立抗日武装，翌年春发动武装起义。５月间，将沛县、滕县和峄县的武装调至峄县集结，从李宗仁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第５战区取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的番号，由中共苏鲁边区特委委员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委。总队曾多次破袭临（城）枣（庄）铁路，袭击日军小分队和辎重队。后来被秦启荣、申宪武等顽军包围，于是就派人到泰莱山区向中共山东省委求援。７月间，省委率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４支队（由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徂徕山起义的部队组成，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４支队）两个团到鲁南，计划建立鲁南根据地，因受地主武装包围不能立足而撤回到鲁中。９月间，孤单弱小的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只好接受当时对共产党态度较好的临沂专员张里元部直辖４团的番号，困驻于枣庄东北的抱犊崮附近的车辋、大炉一带，其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１９３９年４月，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第５１军、第５７军约２万人，受蒋介石之命，由皖北进入鲁中、鲁南，驻扎于沂（山）、鲁（山）、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山区。沈鸿烈为拉拢于学忠，作出了一个“防区划分”的决定。把山东纵队的防区划在泰山、徂徕山以南，津浦路以东，滕县以北，石莱（新泰县西南角）以西的狭小山地，并规定：山东纵队“除胶东、鲁西各支队仍在现地……以外，其鲁南及胶济路北各支队应向前定地区集结，限５月１５日前到达。”显然，沈鸿烈搞这个决定，是企图依靠于学忠的力量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并且借以挑拨八路军和于学忠部之间的关系。于是，八路军在鲁南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１９３９年６月，日军２万人“扫荡”鲁中、鲁南。在这次“扫荡”中，秦启荣的部队和于学忠的部队都遭到重大损失，这样就为１１５师进入这一地区提供了机会。远在陕西的毛泽东瞧准了这一机会。６月２１日，毛泽东及时致电集总，指出：在日军“扫荡”后，鲁南（这里指大鲁南，包括鲁中地区）局面混乱，省府秦部及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１１５师师部及６８６团（和）萧华（纵队）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应大放（即任命）县长、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放专员，以争取政权。但是，７月间，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建议，第１１５师指挥位置仍在鲁西地区。８月１日，第１纵队又致电１１５师，要求将６８６团调往鲁南，于是６８６团立即由鲁西出发，过南阳湖，进入邹县与滕县边界，９月初进入抱犊崮山区。

８月上旬，１１５师机关从费县南下，于９月１日到达大炉。陈光和罗荣桓率领少数参谋人员和两个连仍留在泰西。从这时候开始，津浦路以东也有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这次行动使得该师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对山东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沈鸿烈排挤山东纵队的企图也就随之而化为泡影。

９月４日，八路军集总致电１１５师，指出山东肥城周围山区的活动范围太小，不便于部队的行动和进一步扩展力量，主力应转移到泗（水）费（县）临（沂）地区。此时，第６８６团和师部已到达鲁南，实际上需要转移的只有陈光和罗荣桓及他们的随行人员了。

接到集总的通知后，罗荣桓和陈光就着手准备向鲁南转移，可是，就在这时他们接到杨得志（当时他正率领冀鲁豫支队，这个支队由１１５师的３４４旅一部组成，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和苏鲁豫支队彭明治发来的电报，说（微山）湖西地区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

平静的微山湖突然掀起了大浪。

八路军内部出了“托匪”

罗荣桓接到这两个电报，心里想，不好！共产党中的一些人的毛病又犯了。早在红军时期，反“ＡＢ团”扩大化，就不知冤枉了多少红军优秀干部、战士，造成了重大损失。当年，很多国民党出很高奖赏都没有抓到的共产党员，最后却惨死在自己战友的枪口之下。这些事记忆犹新，今天有的人又搞起了这套把戏。

“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罗荣桓暗暗下了决心。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派别。３０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１９３８年１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１９３８年８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里受到影响，把“托派”当成汉奸，或者如同１０年内战时期的“ＡＢ团”、“改组派”那样来理解。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１９３９年８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分子名单。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和干部已达数百人。因为“托派”从性质上讲同汉奸是一样的，既然是汉奸，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当时的情况怎么能让人民公敌留在世界上呢？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约３００人被无辜杀害。

湖西地区处于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４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湖西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于１９３８年五六月间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军第２总队（当时总队长是李贞乾，政委是王文彬，后为郭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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