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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同一天，又致电军委：东北敌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１１月２９日，又致电东北局：“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但若列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大都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建议“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或旅）之根据地”。如果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

１２月１７日，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三师及杨、梁等师，干部均感没有根据地，非肃清土匪无法解决目前困难，亦不可能生存发展，但迄今仍未划固定地区，向林总商讨，林孤掌难鸣，向东北局建议，则从不回电，对目前既不确定持久方针，又无救急办法，使情势无论上下均感惶惑，且有人提及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

当从中央到地方都觉得东北形势很好时，他在那里来了个“７无”，简直把形势描写得一团漆黑。当一些人还把美械装备的敌人视为不堪一击的“土顽”时，他在那里一笔一笔地算计了敌人的“８条进步”。

当有些人还未从“独霸东北”中清醒时，他在那里发出了“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的警报。

是危言耸听吗？

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４日，在四平失守后的一片悲观气氛中，在科尔沁大草原东部的白城子，他在给中央的一封很长的电报中，这样剖白了那颗赤子之心：我是一个从坏处设想的人，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

在他口述或是撰写这封以及此前此后的那些电报时，他都想了些什么？想没想到宋人张商英那句“自古忠烈多磨难”？他应该想到－－但４４岁的瘦小羸弱的男子汉，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翻开建国后的报纸，“形势”好像从来都未坏过，连“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大好，而不是小好”。这样一个人罹难的命运就是注定了的，或迟或早而已。

据说，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曾派一位著名人物和黄克诚谈话，意思是站过来就行了。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拒绝了。

一个忧国忧民，忧党忧军的人。一个说真话，做真事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

据说，毛泽东１２月２８日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就是根据黄克诚等人的意见拟定的。

可停战令颁布后，毛泽东又命令东北民主联军“保卫马德里”。

于是，一封封少喜多忧的电报，又飞向了林彪、东北局和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