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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3页）

在加内特公司内部我成功地消除了肤色和性别之间的差别但是对于其他媒体大腕我能够产生的影响还是很小。

在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我当了14年的会长之后又是主席和总裁那个机构是报业组织的最高机关。

1968年加入董事会的时候那个机构全都是男性和白人构成的。等我升到官员级别并且能够影响或控制人事任命过程的时候有3位女性出版人被选为这个协会的董事。

第一位是《华盛顿邮报》的凯伊·格雷汉姆。我经过一番运作后使她有利地位使她成为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的第一位女性董事长和总裁。

作为这个协会的负责人尽管凯伊的工作做得不错但她本来应该为别的女性做更多工作的她本人的领导范例就足够有说服力了。结果却不然她的男性同事都返归传统她纵容他们那么做。从那以后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再没有选出过女性高层管理人员。

一般来说新闻记者和编辑人员道理讲得比谁都好但总是没有合适的行为加以印证。在男女机会均等方面肯定是这样的有很多人事进展方面的事情都是法庭诉讼的结果而不是眼光远大的领导层主动所为。

让说教者羞耻的事情

最近几年一些媒体所采取的规模最大的行动却因为做了正确的事情而被人起诉因而遭受羞辱。

＊《纽约每日新闻》被裁定有针对黑人记者和编辑的种族歧视行为。据说裁定的结果是赔偿310万美元。

＊美联社因为针对黑人、西班牙人后裔和妇女采取的种族歧视政策而受到200万美元的惩罚。

＊《纽约时报》支付了65万美元来解决一起歧视案件。

＊《华盛顿邮报》被行业协会罚款因为他们涉嫌“根据种族和性别进行薪资歧视”。本书付梓过程中这个案件还搁置在华盛顿特区的人权办公室里。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是有些媒体口若悬河地进行宣传对自己的员工却那么保守。

迟至1989年春季《华盛顿邮报》的资深编辑本·布拉德利和他以前的党羽及当时任《洛杉矶时报》编辑的谢尔比·柯菲还在“女性、男性及媒体”的一次大会上当众发怒。他们的态度是：“那又怎么样？”

同一天晚上大会安排贝蒂·弗里德曼和我本人进行所谓的观点之争。结果答辩讨论变成了一场联谊聚会。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的发言与当天早些时候布拉德利的大男子主义和傲慢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此后不久怒气冲冲的布拉德利对《今日美国》的编辑部主任约翰·塞根哈勒说：“此事我一定得整一整纽哈斯。我一定得治治他！”

这有什么新鲜的？我以前把那个婊子养的甩到一边去过以后还会再次弄翻他。

加内特公司在男女机会均等方面所做的工作都应该归功于我的很多同仁他们相信应该这么做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他们始终一贯地执行着这样的政策。

但是当涉及重大目标时我总是身体力行自己去当挖墙脚者。我挖到的两个重要人物是：

＊前第一夫人罗萨琳·卡特她担任了我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卡茜·布莱克她是鲁帕特·默多克办的《纽约》杂志的前出版人她后来担任《今日美国》的出版人并且担任了加内特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吉米·卡特总统刚刚离开白宫我就开始去找罗萨琳·卡特。最开始我去佐治亚州的普雷因斯市拜访卡特夫妇。之后不久我邀请吉米·卡特夫妇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我们在亚特兰大市召开董事会议时举行的午餐会她给各位董事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3年8月我第二次拜访吉米·卡特夫妇但她还是在拖我。

卡特总统说如果她决定加入我们公司的董事会他会不胜荣幸但此事得由她本人作决定。

还需要有人站在加内特公司的立场上去做些游说工作。当天晚上我给伯特·兰斯打电话他是卡特以前的预算主管到现在仍然是吉米一家的密友。我请他说服罗萨琳接受我的邀请：“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使一直处在舆论对立面的卡特周围的人表达出他们的观点。”

兰斯很热情地接受了这个观点。

“我今晚就跟她打电话。我会告诉她说如果这是《华盛顿邮报》或者《纽约时报》那我就不会跟她提起此事。但是这个加内特公司是一家全部由美国人组成的公司全美公司。”

第二天卡特总统把电话打到我在纽约的办公室。

“这是罗萨琳·卡特的秘书”卡特总统说“她希望跟你谈话。”

她接受了从那以后她一直都是加内特公司工作勤奋、积极参与的董事之一。她以前在卡特家的花生农场当过簿记员有商业眼光她的白宫政治视角和私房话都是巨大的资产。

宣布她为公司董事之一的时候一名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问：“你们为什么不邀请卡特总统本人？”

“如果邀请卡特总统本人那我们的董事会就会又多出一名男性白人。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董事了。”我这么嘲弄记者。

大男子信使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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